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由负转正，同比实际增长0.7%，较4月份加快3.6个百分点。

基本面来看，目前欧美经济已然陷入滞胀，未来滑入衰退的风险正显著抬升。近年来，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

考虑到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左右，政策层面还需进一步发力推动居民消费尽快破局。此外，地方政府可与平台企业合作打造企业网购节农村丰收节，与发放消费券等相结合，促进生产和消费高效衔接。伴随稳增长政策的不断落地生效以及上述三大平衡问题的逐步解决，下半年在出口韧性带动、基建较快增长、消费快速回暖、数字经济赋能的带动下，中国经济持续复苏态势将得以巩固，GDP增速有望回到5%-5.5%的水平。此外，前期确定发行的航空债券、铁路建设债券等，也将对稳投资起到重要作用。三、传统经济-数字经济平衡问题：释放平台企业稳就业稳增长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平台化、数字化转型快速推进，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40%左右，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双轮驱动态势。

资金层面，地方专项债发行和使用进度明显提速，截至6月底，已下达的3.45万亿专项债基本发行完毕，8月底前要求基本使用完毕，支持范围扩大到新型基础设施等。正如笔者在文章《复苏消费，需打破两大负向循环》（FT中文网，20220622）中所说，企业困难—就业恶化—收入放缓—消费低迷和预期转弱—居民去杠杆—消费低迷两大负向循环已成为制约当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19 世纪末以来，高收入国家人均劳动生产率和人均 GDP的年均增长率一直徘徊在 2% 左右。

有人认为，缺乏作为军事和经济基础的大规模、先进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是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但这应该是一个由政府管理的过程，同时关注各行各业的需求，为它们提供商机。2013 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 年再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环境恶化和食品安全问题招致公众不满，而且这也是快速工业化和缺乏适当监管的后果。

同样，在 1979 年之前，大型国有矿业公司运营自然资源开采业务时无须支付特许经营费，并会以极低的价格向其他国有企业提供产出。当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类似的转型。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革命领袖一样，一直激励着毛泽东和其他革命领袖的就是快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迅速赶上先进国家的梦想。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 2016 年中国在 176 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79位。来源： 华山穹剑公众号 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转型崩溃 。转型后，财政拨款由银行贷款取代。

7% 或更高的增长率是高收入国家的两倍多。首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遵循了受新自由主义启发，以推动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己任的华盛顿共识。在高收入国家，技术和产业已经处于全球技术前沿。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德国成为实际第一大出口国。

然而，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一些重要差异。一个国家归纳出来的理论能否适用于另一个国家，取决于这些国家的先决条件的相似性。

然而，那时候将钱揣入自己的口袋里是腐败行为，会受到惩罚。与其他贫穷国家一样，中国人口中有 82% 生活在农村地区， 84% 的人生活在每天 1.25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

虽然有心改善全国的基础设施，但中国政府缺乏将之付诸实施的财政资源，因此中国设立了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用以在有限数量的区域内改善基础设施。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与转型策略的差异有关。但当时中国是一个底子非常薄弱的农业经济体，在现代先进产业中没有比较优势，这些产业中的中国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自主发展。中国还是一个内向型经济体，贸易仅占其 GDP 的 9.7%。然而，腐败蔓延的根源是双轨制转型扭曲产生的租金，这一措施保护和补贴了那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垄断租金也是不平等和腐败的根源。

由于保护现有产业需要实施扭曲措施，中国的营商环境非常糟糕。结果，在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改革之后，许多国家为了保住工作岗位而重新引入补贴和保护措施。

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价值的建议就是：根据一个国家不断演化的比较优势，采取循序渐进的务实方法这些扭曲措施导致了资源分配不当和寻租。

当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类似的转型。中国在革命成功后开始建设国家时，自然而然地选择优先发展大规模的重工业和先进工业。

2013 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 年再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为了补贴国有企业，利率和资本成本都遭到人为压低。此外，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如电力和电信业，都由国有企业经营。有竞争力的行业可以保持盈利，积累资本，参与产业升级，挖掘潜在的后发优势，使其经济增速远高于高收入国家，如同过去 40 年中国经历的情况一样，在几十年中保持着 7% 或更高的增长率。

但当时资源配置失当，激励措施遭到扭曲，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也受到压制。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从挑战中国的比较优势转向与中国的比较优势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则放开和推动新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这些产业符合中国比较优势，可以实现动态增长。这些补贴是以个人家庭在银行或股票市场上的低回报为代价的。

导致的结果是，无论是出于社会稳定、基本需求还是国防的原因，在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之后，这些国家的政府重新引入了新的补贴和扭曲措施。借助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推动，各国可以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私有化后，大型企业的业主也会要求补贴。事实上，这也正是 2013 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初衷。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中国在过去 40 年中保持稳定，实现了强劲增长。然而，那时候将钱揣入自己的口袋里是腐败行为，会受到惩罚。

消除这些扭曲措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希望新结构经济学，能为发展中国家克服前进道路上的挑战提供有益的见解。

由于保护现有产业需要实施扭曲措施，中国的营商环境非常糟糕。结果，改革首先引起混乱，之后经济发展停滞、危机频发。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的技术和产业处于全球技术和产业前沿范围内。为了实现战略目标，中国政府需要通过给予这些部门的企业垄断权并通过各种价格扭曲，包括压低利率、高估汇率和降低投入品价格等，对其进行补贴，从而保护优先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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